5G技术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主引擎

发表时间:2020-06-02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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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经济”,是指借由经济全球化浪潮所诞生的,由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体系。不同于传统经济,新经济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特点。由此看来“全球化”和“信息化”是新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推动力,或可称之为“双引擎”。然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趋势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涌动,全球化将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不确定性,尤其是后疫情时代,进出口贸易大幅回落。对于中国而言,新经济驱动的重担将落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肩上,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中,5G又是引领性和先导性技术。以此推论,5G技术就“历史选择性”的成为中国新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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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新经济


关于当代新经济概念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组文章中首次提到“新经济”一词。所谓“新经济”,是指借由经济全球化浪潮所诞生的,由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体系。 不同于传统经济, 新经济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特点。

此外,对新经济我国也较早的发布了相关论述,并且各领域高级别领导人近年来对新经济也发表了鲜明的观点。百度百科这样描述:

新经济指新的经济形态,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的不同,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经济有不同的内涵。当前新经济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经济形态。所谓“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

2014年6月3日,总书记在国际工程大会发表的《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主旨演讲中指出,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

2017年12月5日第四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马云在《企业家高峰对话——“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分论坛发表演讲中也提到——什么叫做新经济?创造力和想象力才是新经济。

由此看来,当代社会的新经济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就与信息技术发展密不可分,信息技术是新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驱动力,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更多创新性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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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理解新经济,需要深刻理解新经济的特点和属性。从新经济的概念描述来看,新经济具有“一高三低”的特性,即高增长性、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除此之外,新经济之于产业体系,主要特点体现在四化:信息在线化、渠道扁平化、消费个性化、管理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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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既然要讲新经济,必然是有旧的经济形态,基于新旧经济形态的对比,将有助于更清晰的认知新经济。其主要区别在于新旧经济的产业基础发生了变化,旧经济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传统工业经济形态”,而新经济是一信息技术为基石的“新兴科技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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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技术发展与应用成为全球战略共识


从上文中可见,新经济具有“一高三低”的特性,即高增长性、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这是备受全球各国欢迎和支持的。而新经济的发展尤其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推动,时至今日,在一系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里,“5G技术”逐渐成为领头羊,因此5G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成为全球各国发展的战略共识和竞争高地。主流国家,也都早早开始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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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SA最新统计,全球有380家运营商正在投资5G网络,这些网络处于测试、试验、试点、规划或实际已经部署等不同状态。88家运营商已宣布在其网络中部署了符合3GPP标准的5G技术。随着最近几周新增了多个5G发布公告,GSA现在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73家运营商在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符合一项或多项3GPP标准的商用5G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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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技术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主引擎


5G技术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主引擎,具有历史选择性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今天的信息(数字)社会,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革,先后历经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及当今的数字经济。进入21世纪,一系列信息技术(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成为新的生产力,加速重构生产关系,由此引发的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社会活动和经济形态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经济形态,以信息技术为基础重构或衍生出的经济模式,被称为新经济。

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组文章中首次提到“新经济”一词。所谓“新经济”,是指借由经济全球化浪潮所诞生的,由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体系。不同于传统经济, 新经济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特点。由此看来“全球化”和“信息化”是新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推动力,或可称之为“双引擎”。

全球化早已成为共识,让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抑或是落地地区,都在全球供应链循环体系中不同程度获益,甚至收获颇丰,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一股“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涌动,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少数国家及其追随者一意孤行,这种思潮更是甚嚣尘上。由于全球化进程导致西方出现了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结构性对立。

如果把全球化视为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现代化输家”理论总体上可以解释“逆全球化”思潮出现和涌动的原因。所谓“现代化输家”,是指在西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持续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地位与声誉受到影响并遭受社会排斥的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这个群体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新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中的“全球化”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出口贸易出现大幅波动。故而,新经济的驱动,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主要落在“信息化”这个引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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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信息技术演化进程,进入21世界以来的近20年,新兴技术不断演进(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并且引领性和关键性技术也在发生变化。到今天,已演变成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高速通信网络、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中国在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十大重点领域,将“新一代信息技术”排在首位,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六大重点领域中,“下一代通信网络”成为领头羊。彼时提出的下一代通信网络,就是当今最热门的技术“5G”。因此,5G技术就“历史选择性”的成为了中国新经济的主引擎。

5G技术将加速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供给侧改革

2015年11月,中央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的就在于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旨在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由此看来,中国发展新经济的决心由来已久。既然要大力发展新经济,就要找到“抓手”,前文已经提到了,信息技术就是关键抓手,更具体一点就是5G技术。因此,尽管2020年初遭遇重大疫情,但中央推动5G发展的部署几乎未受影响,反而显得更为积极和主动。回顾近几个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和意见,就可见一斑:

2020年3月4日

2020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此次会议,重点提出了“新基建”,涵盖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

2020年3月6日

2020年3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 5G 发展专题会提出:研究部署加快 5G 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一是加快 5G 网络建设步伐;二是深化融合应用,丰富应用场景,发展平台经济,带动 5G 终端设备等产业发展。三是壮大产业生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加快 5G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2020年3月24日

2020年3月24日,工信部发布《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全力推进5G网络建设、应用推广、技术发展和安全保障,充分发挥5G新型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和带动作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除了政策大力支持外,5G对于传统领域是驱动型技术,全方位浸润传统产业的各个环节(研发生产、运营管理、市场营销),基于5G技术三大特性:大带宽、海量连接、低时延,将在传统领域诞生丰富的应用场景,并以此推动传统产业加速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
同时,5G技术又是新兴产业和技术的基础设施,若把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看做是“高速列车”,那么5G就相当于“高速轨道”,用时下最流行的词汇,就叫“新型基础设施”,或“新基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表示:

5G是全球科技革命中的引领性技术,是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5G也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要素,不仅将激发新型消费和投资、促进就业创业、解放生产力,还将重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促进社会治理,对人们生产生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交通、电力等传统基础设施造就了工业化时代的奇迹,新一轮工业革命则需要新型基础设施的赋能。5G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将从根本上改变移动网络的现状,促进数据要素的生产、流动和利用,还将让各行各业能够更便于联通协同、提供服务,带动形成万亿级5G相关产品和服务市场。

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因,关键在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的转变。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艾瑞咨询《2020中国新经济产业发展年度报告》中这样阐述:
1970年后信息科技突飞猛进,在美国工业体系内出现了诸如:通信,计算,检索等新系统,美国工业智能化的第一步电子化就此展开。随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与劳动力小时时薪增速剪刀差逐年扩大,此轮技术红利美国一直受益到今天。如前文所述,此轮技术红利在中国被用于解决用户端和消费端的核心矛盾,制造业效能问题被搁置。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效能问题已变得尤其突出,消费端用户体验的改善,加之民间信贷杠杆的提升,中国消费型社会的转型实质上已有一定成效,只是意识上还有断层。而这种状况会加剧供给端的问题,所以未来很长时间内,解决生产端的问题都将是产业发展的主线。

在过去,中国经历过一轮非常艰苦的物资短缺时期,生产方与需求方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用户端和消费端所积累的改善诉求异常大,加之生产制造对传统产业来说又是核心命脉,因此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迹首先着眼于对消费端和用户端的改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使得当下任何在消费与用户端做改进努力的边际效益相对较低,能够继续让产业链效率提升的关键在于产业链中上游,原材、设计与生产等这些核心环节。

中国的传统产业具有亲“实证有效性”的特征,即它们更愿意向已有成功经验的升级者学习,而很少会采纳单纯以升级目的而来合作者的意见。由短期补库存带来窗口期,结合互联网科技企业在多年来不断的融合新技术、改善产业链的尝试所积累的经验,2020年中国互联网及科技产业可能会掀起一股从下游反补上游的逆行升级过程,而这一过程中,也恰恰是目前制约互联网新科技产业继续向前发展最重要的核心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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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从技术对产业发展环节的影响和改造来看,如果说20年前兴起的互联网技术一直在改造C端(消费或用户端,对B端触动有限)需求或体验,那么20年后的今天面对新消费升级,仅靠互联网技术改造用户体验,已无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除了互联网技术(2020年中国互联网及科技产业可能会掀起一股从下游反补上游的逆行升级过程),5G技术(即相关的科技产业)将渗透到B端(供应链或生产端)进行各个环节的全面影响或改造,提高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产业成本,一方面使得产业更均衡、更高效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满足C端消费者的需求,实现真正的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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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技术将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大转型和大融合时代


通观中国经济现状,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大转型时代。

首先,是消费升级。我国社会消费水平正处于从第二消费时代,向第三和第四消费时代混合式并存转型的阶段(第一消费时代:批量化生产初具规模,商业形态开始形成,百货业态在大城市开始兴起;第二消费时代:制造端、渠道端与品牌端分工明确,大规模批量生产发展迅猛;第三消费时代:消费服务化、便利店兴起、品牌高端化;第四消费时代:消费分众产生、消费回归理性、新渠道兴起)。消费本身是与产业端紧密相关的,消费升级必然促使供应链和产业端转型升级。

其次,是产业转型。前面已经讲到了,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国家的大政方略,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问题,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最后,是技术发展。这应该是一个全球化趋势,自二战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在消耗工业文明留下的红利,直到信息技术浪潮扑面而来,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似乎又发现了“新大陆”(新的技术发展红利),而信息技术发展至今,5G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引领性技术,又被各个国家竞相追逐。

综合来看,从消费升级,到产业转型,再到技术发展,可以说环环相扣,消费升级需要产业转型来改变供给侧和供应链才能够满足,产业转型又需要技术发展作为抓手,而当今5G作为基础性技术、引领性技术和战略性技术,必然融入到经济活动、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去,并由此带来中国经济进入大融合时代,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经济融合发展。

来源:微信公众号 5G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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